最近讀了一本書：《性別打結：拆除父權違建》。這本書超級好看，推薦給大家。就算你對性別議題沒有興趣，但許多思考的架構和方向仍然對思考其他議題有幫助。
我特別喜歡這個作者（也是《見樹又見林》的作者）不會讓我（讀者）陷入一種純然的無助、憤怒、無奈感；我喜歡他筆下帶有改變的契機。
我喜歡他把父權體制比喻成大富翁遊戲的遊戲規則，把我們比擬成玩遊戲的人。在「我們寧願不知道」裡面，提到的心態，更不是只會在「父權」這個議題上見到的現象：
我們寧願不知道
我們陷入僵局了，因為我們不能也不願意正視父權的根源以及我們的參與。我們對於突破表面、深入探討性與性別的熱情不大。我們甚至抗拒在與人禮貌地聊天中提及「父權」這兩個字。我們行動就像父權根本不存在一樣，因為若我們知道它是存在的，就像進入單向門，一打開進去就不能回到我們之前的無知了。… 我們傾向有個幻象，認為每件事基本上都過得去，壞事不會在好人身上發生，好人不會做壞事；我們常喜歡如此設想，好像如果我們把事情擱在一邊，它就會像先前一樣不會有什麼變化。
… 社會大眾對女性主義相當凶暴地抵制，正因為女性主義一箭穿心、正中要害地揭示真相，而對真相的否認讓我們離真相愈遠。若女性主義只是胡說八道，大可不必理會她，正因為她不是胡言亂語，才受到社會大眾激烈的圍剿。
我們也不要過度苛責自己對真相的否認，以及對父權抱有幻想。要放棄父權是有風險的，父權體制充滿迷霧和鏡像幻覺，使人很難判斷要放棄什麼。相對比較容易的是接受父權就是男性支配、男性認同及男性中心。
─《性別打結：拆除父權違建》，頁 42-43
體制：在我們之內的
最近又重新愛上社會學。以前覺得社會學都太歸因於體制了，個人顯得很無能且無力。這兩天突然發現我對它有點誤解，與其把體制想成一個「外在」的東西，把它想成一個存在於每個個人「體內」的東西反倒比較貼近現實。（哎呀！這個點不是在《麵包與玫瑰》這部片就出現過了嗎，我怎麼沒注意到）
我們在體制下長大，所以體制對我們而言如此自然而然、內化在我們之中；阻力最小的作為往往是助長這個體制的；我們受體制影響的思維邏輯，產出了對應的行為（結果），讓體制生生不息。這似乎也是衝撞體制最難、最矛盾，或最兩難的根源。察覺很難，因為顯得如此自然；矛盾兩難，因為改變可能不是一兩天，但日子還是得過下去─在這個體制下繼續過日子。
多虧作者 Allan G. Johnson 的不斷提醒解釋舉例，讓自己又被檢視了一下，發現很多例證：例如，父權體制是如此自然，所以在很久以後，我才發現女性對自己身材的不滿和貶抑居然也跟這個有關。（上次在做報告的時候，還沒這麼完全的想到是父權體制作祟）又或者，我不可能覺得自己想成為 / 是一個性別歧視者，但我的的確確就是：上次某位男性友人點餐時猶豫不決，我居然脫口而出：「欸！你不要這麼娘娘腔好不好，快點決定啦。」真是太令人驚悚了，汙名化的自我認同欸。
同樣都是 CCR
在閱讀《性別打結》的時候我也想到另一個議題：就是鄉民為何如此喜歡亂 CCR 版，攻擊「華女白男」的組合；但卻鮮少看到鄉民大舉攻訐「白女華男」的組合。
白女華男也許不多，那，就算是東南亞/中國女+台灣男，被攻擊的點似乎也永遠不會是「台灣男人為何不找台灣女人」，而是這些外籍女性如何來台灣撈錢、佔走台灣工作機會等等。
之前看到有人說攻擊「白女華男」的人都是自卑感作祟。如果用父權體制下去解釋，那應該是：厭女情結。
台男覺得和白男爭輸了（台男面對白男失去控制權），然後怪罪到台女的不檢點。如果沒有 爭 / 權力控制 的感覺或概念，到底哪個阿貓愛和哪個阿狗在一起關你什麼事啊？
有人或許會說：可是有些台女真的很誇張啊，看到白男就不分青紅皂白的貼上去。但為什麼台女會這樣做呢？是否覺得「跟白男在一起就是有種優越感」？如果是的話，那這也完全可用父權體制解釋：「女人把自身的價值定位在自己跟怎麼樣的男人在一起」。
這真是太神奇了，居然都可以解釋；讓我對這個困惑許久的問題又有了新的理解觀點。
從另一個角度，理解了生活中看似個人的煩惱
對父權制度 / 女性主義的了解還不夠深入到能做更深入的論述；但在我能理解的範圍內，這本書所告訴我的概念，幫助了我理解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現象，以及個人生活中看似很個人（實際上卻不然）的煩惱。
反父權制度 / 女性主義並不是「恨男人主義」；去除了父權體制的壓迫，男人女人都能夠更幸福自在的生活著。
下面這段話，一樣不只是適用於對父權體制的批判：
推動改變是一種冒險。我們冒著被視為異類的危險，我們可能因為問的問題或者做出來的榜樣，讓別人感到不舒服或威脅到他們的特權，因而受到排擠或處罰。我們每個人都用不同方式在適應父權底下的生活，男性依賴並且將特權融入他們認同的一部份，女性則設法操弄或利用體制以獲得她們想要的。雖然阻力最小的路讓壓迫得以延續，但它的好處是人們熟系它且是可預期的，所以會比未曾嘗試過的未知替代路徑更受人們偏好。然而這其中還是有內在的風險─失落、困惑、驚嚇─以及受拒絕的外在風險。因此，重要的改革工作很明顯不會是一條阻力最小的路，這讓我們質疑為什麼應該遵循甘地的忠告，勇往直前。
…
或許在最簡單的意義下，當男女共同努力去終結任何形式的壓迫，他們就是勇於承擔責任去做正確的事，這可以讓他們更有力量，擴大到人生舞台的各個角落。一旦我們勇於行事，…，我們就會看出過去恐懼多麼容易讓我們裹足不前，不敢去改變自己和我們所參與的體制。… 當我們內在與外在的生活都較少受到恐懼和妥協的束縛時，我們對自己的生命意義將會有比過去更深層的理解。
─《性別打結：拆除父權違建》，頁 390-3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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