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別打結:拆除父權違建 / Allan G. Johnson

最近讀了一本書:《性別打結:拆除父權違建》。這本書超級好看,推薦給大家。就算你對性別議題沒有興趣,但許多思考的架構和方向仍然對思考其他議題有幫助。

我特別喜歡這個作者(也是《見樹又見林》的作者)不會讓我(讀者)陷入一種純然的無助、憤怒、無奈感;我喜歡他筆下帶有改變的契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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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喜歡他把父權體制比喻成大富翁遊戲的遊戲規則,把我們比擬成玩遊戲的人。在「我們寧願不知道」裡面,提到的心態,更不是只會在「父權」這個議題上見到的現象:

我們寧願不知道

我們陷入僵局了,因為我們不能也不願意正視父權的根源以及我們的參與。我們對於突破表面、深入探討性與性別的熱情不大。我們甚至抗拒在與人禮貌地聊天中提及「父權」這兩個字。我們行動就像父權根本不存在一樣,因為若我們知道它是存在的,就像進入單向門,一打開進去就不能回到我們之前的無知了。… 我們傾向有個幻象,認為每件事基本上都過得去,壞事不會在好人身上發生,好人不會做壞事;我們常喜歡如此設想,好像如果我們把事情擱在一邊,它就會像先前一樣不會有什麼變化。

… 社會大眾對女性主義相當凶暴地抵制,正因為女性主義一箭穿心、正中要害地揭示真相,而對真相的否認讓我們離真相愈遠。若女性主義只是胡說八道,大可不必理會她,正因為她不是胡言亂語,才受到社會大眾激烈的圍剿。

我們也不要過度苛責自己對真相的否認,以及對父權抱有幻想。要放棄父權是有風險的,父權體制充滿迷霧和鏡像幻覺,使人很難判斷要放棄什麼。相對比較容易的是接受父權就是男性支配、男性認同及男性中心。

─《性別打結:拆除父權違建》,頁 42-43

genderknot

體制:在我們之內的

最近又重新愛上社會學。以前覺得社會學都太歸因於體制了,個人顯得很無能且無力。這兩天突然發現我對它有點誤解,與其把體制想成一個「外在」的東西,把它想成一個存在於每個個人「體內」的東西反倒比較貼近現實。(哎呀!這個點不是在《麵包與玫瑰》這部片就出現過了嗎,我怎麼沒注意到)

我們在體制下長大,所以體制對我們而言如此自然而然、內化在我們之中;阻力最小的作為往往是助長這個體制的;我們受體制影響的思維邏輯,產出了對應的行為(結果),讓體制生生不息。這似乎也是衝撞體制最難、最矛盾,或最兩難的根源。察覺很難,因為顯得如此自然;矛盾兩難,因為改變可能不是一兩天,但日子還是得過下去─在這個體制下繼續過日子。

多虧作者 Allan G. Johnson 的不斷提醒解釋舉例,讓自己又被檢視了一下,發現很多例證:例如,父權體制是如此自然,所以在很久以後,我才發現女性對自己身材的不滿和貶抑居然也跟這個有關。(上次在做報告的時候,還沒這麼完全的想到是父權體制作祟)又或者,我不可能覺得自己想成為 / 是一個性別歧視者,但我的的確確就是:上次某位男性友人點餐時猶豫不決,我居然脫口而出:「欸!你不要這麼娘娘腔好不好,快點決定啦。」真是太令人驚悚了,汙名化的自我認同欸。

同樣都是 CCR

在閱讀《性別打結》的時候我也想到另一個議題:就是鄉民為何如此喜歡亂 CCR 版,攻擊「華女白男」的組合;但卻鮮少看到鄉民大舉攻訐「白女華男」的組合。

白女華男也許不多,那,就算是東南亞/中國女+台灣男,被攻擊的點似乎也永遠不會是「台灣男人為何不找台灣女人」,而是這些外籍女性如何來台灣撈錢、佔走台灣工作機會等等。

之前看到有人說攻擊「白女華男」的人都是自卑感作祟。如果用父權體制下去解釋,那應該是:厭女情結。

台男覺得和白男輸了(台男面對白男失去控制權),然後怪罪到台女的不檢點。如果沒有 爭 / 權力控制 的感覺或概念,到底哪個阿貓愛和哪個阿狗在一起關你什麼事啊?

有人或許會說:可是有些台女真的很誇張啊,看到白男就不分青紅皂白的貼上去。但為什麼台女會這樣做呢?是否覺得「跟白男在一起就是有種優越感」?如果是的話,那這也完全可用父權體制解釋:「女人把自身的價值定位在自己跟怎麼樣的男人在一起」。

這真是太神奇了,居然都可以解釋;讓我對這個困惑許久的問題又有了新的理解觀點。

從另一個角度,理解了生活中看似個人的煩惱

對父權制度 / 女性主義的了解還不夠深入到能做更深入的論述;但在我能理解的範圍內,這本書所告訴我的概念,幫助了我理解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現象,以及個人生活中看似很個人(實際上卻不然)的煩惱。

反父權制度 / 女性主義並不是「恨男人主義」;去除了父權體制的壓迫,男人女人都能夠更幸福自在的生活著。

下面這段話,一樣不只是適用於對父權體制的批判:

推動改變是一種冒險。我們冒著被視為異類的危險,我們可能因為問的問題或者做出來的榜樣,讓別人感到不舒服或威脅到他們的特權,因而受到排擠或處罰。我們每個人都用不同方式在適應父權底下的生活,男性依賴並且將特權融入他們認同的一部份,女性則設法操弄或利用體制以獲得她們想要的。雖然阻力最小的路讓壓迫得以延續,但它的好處是人們熟系它且是可預期的,所以會比未曾嘗試過的未知替代路徑更受人們偏好。然而這其中還是有內在的風險─失落、困惑、驚嚇─以及受拒絕的外在風險。因此,重要的改革工作很明顯不會是一條阻力最小的路,這讓我們質疑為什麼應該遵循甘地的忠告,勇往直前。

或許在最簡單的意義下,當男女共同努力去終結任何形式的壓迫,他們就是勇於承擔責任去做正確的事,這可以讓他們更有力量,擴大到人生舞台的各個角落。一旦我們勇於行事,…,我們就會看出過去恐懼多麼容易讓我們裹足不前,不敢去改變自己和我們所參與的體制。… 當我們內在與外在的生活都較少受到恐懼和妥協的束縛時,我們對自己的生命意義將會有比過去更深層的理解。

─《性別打結:拆除父權違建》,頁 390-39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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